北京古文物建筑“易地迁建”调查

2004年07月23日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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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承郡王府,迁出城外成了酒店 本报记者 王轶庶/摄

  如果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争夺地皮,怎么办?自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让文物搬家———“先拆除,后易地迁建”,成了北京常用的解决办法。只是,这个先———拆除,通常可以很畅快地完成;那个后———易地迁建呢?

  ———当争议尘埃落定,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公众的注意力渐趋散淡,有关的单位和部门,他们是否还能记得那些“流浪”的老屋?他们有没有遵守先前的承诺,让那些被拆除的文物建筑重新出现?他们在陌生地方打造的新“文物”,是遵循规范的严谨之作,还是敷衍之举?

  这是本报记者对北京近年来“易地迁建”的文物建筑的追踪调查。

  迁建文物落何处?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来说,迁移无异于一场生死之劫。

  □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关键词:易地迁建文物保护中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第一步,先做好测绘工作,定好迁建的位置。第二步,把建筑的构件如门、梁、柱、枋、瓦及雕刻逐一编号,拆下后要保护好以免损坏。第三,拆、建要同时进行。耽搁过久,一些构件容易损坏,而且经验证明,若不马上修起来,迁建往往就不了了之。第四,一定要原材料、原构件、原工艺,由古建公司以及有经验的老工人、老技师来做。迁建造价往往比建一座新的高得多。

  粤东新馆只迁不建

  “刀下留馆,不要让戊戌百年留下遗憾!”如果时间之箭回到6年前,这一声呼喊应该依旧清晰,依旧震撼人心。

  1998年9月,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际,戊戌变法的一个重要见证地———北京市宣武区文保单位粤东新馆被“易地迁建”。

  粤东新馆在宣武区南横街11号,又叫粤东邑馆,是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该馆建于清末,戊戌变法时,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在此成立,并以此处为主要活动场所。

  当年媒体对粤东新馆事件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新华社为此发了内参,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作了批示。粤东新馆最终得到的承诺是:平移30米,在粤东新馆西院的北部,3年之内复建,设计施工、迁建费用均由建设单位——菜市口大街工程指挥部负责。

  2004年7月18日,记者来到宣武区南横街,试图寻找当年的11号——粤东新馆旧址。

  傍晚时分,居民在南横街上纳凉,问了七八个人,都不知粤东新馆这回事。在南横西街13号,终于找到了一位知情的居民。

  “菜市口大街南延的马路把南横街分成了东西两条街,正经的粤东新馆已经在马路下面了,我们这个13号院正是粤东新馆的西跨院,是当年给僮仆们用的偏院。”

  这个西跨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20多户人家,搭建了二三十间小房,三进的四合院显得破旧而拥挤。院子外面没有挂保护单位的牌子,也没有粤东新馆的标识。

  记者特地向居民打听当年准备迁建粤东新馆的“西院北部”的情况,居民们说这块地方至今没有腾出来,现在为外地来做生意的人租用。

  进入那个院子,只见里面堆着汽油桶、三轮车、板车等,几户人家正在院子里搭着锅台吃饭,居民们说并没有人通知他们搬迁腾退房屋。

  粤东新馆包括南横街11号这个门牌已经消失并被人们淡忘了。那位西院的居民说,记者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寻访粤东新馆的人。

  承诺是3年,但如今6年都过去了,粤东新馆还没有迁建起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位当年参与呼吁刀下留馆的专家愤慨地说。

  7月15日,记者打电话到宣武区文委文保科,要求就粤东新馆的迁建一事进行采访,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一听记者的意图就以“最近工作很忙”为由拒绝了上门采访的要求。但在记者的要求下她没有很快挂断电话。

  记者:粤东新馆为什么历时6年没有建起来?女:我们要结合整体规划统一实施。我觉得你们了解这件事没有意义。

  记者:这是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当年向社会有承诺,为什么说没有意义呢?

  女:我不想告诉你。

  记者:粤东新馆拆下来的材料放在哪里,是否得到妥善保存?

  女:我不知道。

  记者:能帮忙查一下具体谁在负责吗?

  女:够呛!

  电话挂断。

  在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记者再次问到粤东新馆的事。

  记者:粤东新馆易地迁建是你们批的,是你们同意的吧?

  文保处:粤东新馆的事时间很长了,我也记不太清楚。在我的印象里是没有实现(迁建)的,但是我们一直督促它尽快实现。当初市政府给国务院作出过承诺,说要迁建。

  记者:究竟为什么没有迁建起来?

  文保处:到目前为止没有迁建成的原因、具体什么时间能实施迁建,这也是我们关注的,我们也一直在督促他。

  记者:督促的时候,他没有说一些理由吗?

  文保处:这个事你最好问问他。这确实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我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

  记者:那么督促是用什么方式?比如说正式发函、发文,还是打电话或者让他汇报什么的?

  文保处:这件事情,从我们局长到主管的副局长,只要到宣武区开会或者什么的,得机会就和他们提。

  实际上粤东新馆的易地迁建保护已经成为空谈。“包工头老汪不仅把它砸了,还把它卖掉了。”“几块雕花木头放在一旁‘这就是他们要的。’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上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我们拿去卖了,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买家,一块瓦只能卖四五分钱’。”

  ———这是亲眼目睹粤东新馆被拆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当年写下的报道。

  王府迁成了酒店

  顺承郡王府,清顺治初年建府,第一位主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珲,为清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第二代主人是民国进驻北京的张作霖,他将王府变成了大帅府,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数年。1949年后,顺承郡王府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设机构的办公地点。1984年定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1994年,顺承郡王府迁建至北京市朝阳公园东隅。原因是要在王府正门外建一座政协礼堂。

  这座威严的王府原本在北京市西城区锦什仿街东侧,旧赵登禹路32号,如今这个门牌已消失整十年了。

  “有一天被人请吃饭,稀里糊涂地拉进了朝阳区的一个大宅子,非常豪华的宴席,吃完了一问,才知道这就是从西城区迁建来的顺承郡王府!王府何等威严,竟然在北京城外沦为一个酒肉饭店!”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向记者描述他的惊诧。

  7月16日,记者前往朝阳公园东侧的郡王府,正欲进门,被保安挡住,“这里不是参观场所”。记者见挂着某某大酒店的招牌,即假托订餐。立即出现一位着旗袍的小姐,给记者引路。

  大红的地毯从院门的高大台阶一直铺向北屋、东西厢房,大门高悬着启功题字“郡王府”,金字匾下立着一块牌子,上书“衣冠不整恕不接待”。大红大绿的彩绘,深长的廊子,幽闭一个又一个的包间,陈列各种名酒的厨柜。领班小姐向记者介绍,除了用餐,这里还有部分房间用于住宿。

  当年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的6名专家已有2人辞世: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铂和故宫博物院顾问单士元。另外4人是董光器(北京市规范院副院长)、李准(北京市规划局总建筑师)、赵冬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侯仁之(北大教授)。

  “它是历史,八大铁帽子王,后来又是大帅府、少帅府,不光是建筑,就是里面的古树都是百年以上的,我们当时算了算,古树有12棵。”董光器说,“我们就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么决定,大概是把规划局、规划院、文物局的第一把手都叫去了,宣布在这儿盖,把顺成郡王府挪走,宣布完就完了,就开始启动,这是一种非正规的做法。”

  当时政协礼堂的建设地点并不是别无选择,董光器、李准两位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按照法律来执行规划,那这个政协礼堂就盖不成了,规划局,文物局,园林局,三个主管的局都没有同意。文物法有一条说重大建设的时候可以迁移文物,当时我们认为应该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才能算,比如长江三峡要把张飞庙迁走,尼罗河阿斯旺大坝要迁神庙。政协礼堂算什么不可抗拒的呀,北京那么大的地方你选啊!”

  “可能是其他的方案都没有拆顺承郡王府来得快来得省吧。那时候社会呼吁的力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就是在规划界和文物界我们六个老头叫唤了一下。”李准、董光器无奈地表示。

  在北京市文物局,记者问到迁建后的顺承郡王府的价值,文保处副处长王玉伟说他当年参与了拆建,整个迁建还是比较严格和专业的,“全部都录了像,主要构件都是一件件搬过去的。不光是文物工作者,还有十多个大学生来帮忙,搬迁总是比拆了要好一点。”

  但王玉伟也承认,迁建后的顺承郡王府在价值上还是大打折扣。

  “它现在不叫顺承郡王府,只叫郡王府,是文物局不让它叫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文物来说,顺承郡王府已经消失了。”董光器、李准还在为十年前的决定遗憾。

  ●部分易地迁建建筑名单

  ○法兴寺2002年东城区“危改”时发现,其位置被规划为一幢住宅楼。专家签定法兴寺为明崇祯年间权宦刘瑾家庙,是北京不可多见的明代建筑。文物部门力争原址保护不果,法兴寺被“平移”300米。

  ○儒福里过街楼

  北京仅存的一所过街楼,1998年因菜市口大街南延工程而拆除。宣武区政府曾向社会承诺,过街楼将易地迁建到陶然亭公园内,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实施。

  ○蔡元培故居

  2000年11月23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被以“易地迁建”为名破坏,所幸文物部门及时赶到制止了这一行为。一番争议后,目前仍原地留存。

  ○曹雪芹故居

  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刚刚被学术界认定为曹雪芹的故居遗址后,即因道路修建而拆除。有关部门承诺将故居向北挪,易地建一个纪念馆,但至今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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