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过程中，城市群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已经成型的珠三角、长三角和正在聚合的环渤海城市群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群，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从而围合成中国城市化的完整版图。

　　今年刚过了20岁生日的李婷，在外打工已有2年。3年前，在江苏盐城老家的母亲得了肾病，20多万元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一下从中等家庭变成了村里的贫困户，在一职高上学的李婷只好申请贫困生助学金来缴纳学费，没多久就辍了学。邻里相求，李婷很容易在苏州的一家电子装配厂找到了工作。“我现在每月的工资都要交几百块钱的税了。”她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得益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以及由此涌出的大量就业机会，像李婷这样的女孩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不少人把工厂当作可以触及的美丽彼岸，这些人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各个节点城市里。

　　其实，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因不同的地域又分化出不同的特点。“上海跳跃，浙江流动，江苏踏实”，曾有一媒体人这样形容三个地方的区别，“三种不同性格聚合所形成的合力，或许可以解释长三角地区现在的活力”。

　　三种模式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上海、浙江、江苏各自产业结构的差异非常明显。而这也与各地区不同的发展过程及发展模式有关。

　　“上海主要是做金融、做服务，江苏的实业、工业比较强，而浙江的商业与流通则优势比较明显。”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锋向记者介绍。

　　“早在上世纪初，上海就是远东经济中心。就连英国都不把它的汇丰银行放在自己当时占领的香港，而是放在了上海，由此可见上海当时的金融地位。”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介绍说。

　　始于1990年的浦东开发，被视为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原本荒芜的土地，多栋超高型建筑已呈抱团之势，陆家嘴(600663行情,股吧)的“野心”路人皆知。而这也与依靠浦东开发，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与航运中心的目标相一致，它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被称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或者“能人经济模式”的苏南模式，在初期，对江苏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经济空隙存在的背景下，基层政府整合各种生产要素，以集体经济的形式走了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路子。在产品短缺的情况下，这样的规模化生产加快了财富的积累。

　　然而到后期，苏南模式的缺陷也显露了出来。产权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基层政府角色的多样性，使得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走入蛰伏期，与此相伴的是一轮一轮的股改效果初显。

　　而浙江的商业之风，则打上了地理的印记。“浙江是一份田两份山七份水，搞农业生产很不实际。像义乌就是一个穷山僻壤，它们就有做商品流通的必要。历史上的浙商，也是与晋商齐名的中国五大商帮之一。”张锋说。

　　发端于南宋的温州永嘉学派，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抵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自南宋起，该地区的商业就一直很发达。

　　由此派生出来的温州模式，也就是通过鼓励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繁荣的商品贸易，是浙江经济的主要特点。

　　在温州的经济中，95%都是民营。然而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同质化现象突出，不少企业主做OEM代工，利润低，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从2005年起，作为国内本地资本最为“过剩”的城市，温州开始重视从国外招商引资，以此完成产业升级与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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