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炸高楼

2010年12月06日11:50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作者:唐韵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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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发展终于种下毒瘤:47.5%的建筑面积是违法建筑。深圳的未来取决于如何摘掉违建毒瘤。

  深圳有几个全国之“最”:深圳人口密度全国第一、深圳农民最富裕、南方科技大学进场开工前50亿元的征地拆迁费最高……这一切都与深圳的违法建筑有关。

  太多的深圳人与违法建筑紧密相关并五味杂陈。违法建筑是30多万原村民的基本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是村干部的提款机,是倒爷和地下开发商的暴富捷径,是1000多万外来务工者的蜗居,是高档住宅区邻里纠纷的导火索,是城市管理自由松散的地方,是重大建设项目的拦路虎。

  据一份内部报告显示,2005年以来,深圳市查处违法建筑1211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20年的房地产建筑量。

  2009年下半年开始,深圳市对全市违法建筑进行信息普查统计,根据违建当事人申报而形成的最终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总量35.69万栋,总建筑面积3.92亿平方米,总用地面积131.45平方公里。而深圳全市建筑总面积为8.24亿平方米,仅当事人申报的历史遗留违建面积就占全市总建筑面积的47.57%!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表示,据他个人估算,近40万栋违建仍是保守统计,如果特区30年发展以来的违建都算进去的话,“100万栋都不止”。

  深圳违法建筑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到了不得不解的地步。

  土地!土地!

  刚刚过去的深圳30周年庆典,尽显深圳的辉煌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边陲渔村,发展到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四位、总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面临无地可用的困境。2004年元月,深圳市委对深圳的发展作出了“四个难以为继”的判断,即土地资源、水资源、人口承载力和环境容量这四个方面的“难以为继”。

  其中,土地资源总量不足的约束尤为关键。今年年初,广东省副省长林木声称深圳的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香港,达到47%。2009年年底,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公示的《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草案透露,深圳未利用土地只有4360公顷(43.6平方公里),仅占全市总面积的2.23%。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甚至表示,按照目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3-5年后,深圳增量用地供应就将耗尽。”

  早在2004年,深圳市就有官员忧心忡忡地表示,深圳的违法建筑和城中村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积重难返的地步。“其规模之庞大,其形势之严峻,其困难之艰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们创造过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困难程度恐怕也算得上是全国第一。”

  近几年来,深圳市政府在不同层面承认,遭遇今天违建困扰,是诸多复杂政治、历史、社会原因造成的。30年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而生的副产品在所难免。由此积累下的种种隐患,终有一日会阻挠城市前进的车轮。高企的房价,迅速膨胀的人口,政府和企业配套设施滞后,导致四个“难以为继”。

  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违法建筑的出现是一个客观和不可回避的现象,是一座城市发展路途上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对深圳来说,这注定是个痛苦、煎熬的过程。

  前世今生

  在“撤县立市”之初的80年代,深圳各镇鼓动“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前来投资建厂的同时,也鼓励港澳台华侨回来建房,甚至于后来形成一条不成文的乡规,凡是从深圳走出去的华侨,都能分到一块宅基地。

  杨剑昌回忆说,1981年到1986年,深圳原村民还比较穷,同时缺乏对土地所能带来的财富预期,一些来深工作的党员干部“高瞻远瞩”,利用手里的一些小钱买地建房,此风一起,以及所带来的聚众效应,令当时深圳市政府很有压力。

  “1983年、1984年,政府着力查处违章建筑”,与今天“违法建筑”的称谓一字之差,这一点需要注意。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认为,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初级工业化阶段相伴随的产物,你不能说违法,“因为没有法嘛。”

  随着大量引进外资落脚深圳,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几百万打工者的住房问题谁来解决?成千上万家企业的厂房用地问题谁来解决?”

  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重担”落在深圳原村民身上。

  宋丁回忆,特区创建之初,政府招商引资的落脚点,更多还是聚焦于玩具厂、塑料厂、服装加工厂等低端产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低端产业对当时深圳经济的崛起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在当时,深圳违建的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

  当时政府对原村民建房是持支持态度,“很多房子不报不批就建起来了”,甚至“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宝安区某社区原村民曾先生回忆说,农民没钱建房,银行就联合政府以搞活经济之名,给每家每户发了一张A4纸张大小的文件,凭此可以去当地银行贷款建房,金额上限30万元,按曾先生的说法,他所在的村子90%私宅就是靠当时贷款给建起来的。

  随着1989年特区内实行土地统征,随着农村土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原村民在从村里股份合作公司获得分红的同时,“大部分收益还是来自于出租”。

  1992年特区农村城市化,深圳市政府开始规定一户农民可以在120平方米宅基地上建4层高的楼房,“把4层中的其中两层出租出去,一年可收取几万块钱”。但很快他们发现,邻居家加高了两层,这样一年下来就比他们家“多收入两万块钱”。

  也就在同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市场经济已较活跃,土地作为商品要素之一,大幅升值。大规模的抢建热潮掀起。曾先生虽然不懂什么是商品要素,但在“多赚些小钱”的利益驱使下,他仍加盖了房屋。

  随着数十倍于原村民流动人口的涌入,供需关系自动调节了违法建筑的上升。直接促使原村民在480平方米建筑面积上“加高加宽”,曾先生同时发现,无论加盖多少,租房需求好像永远填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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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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