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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格局下的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与移民的命运

2020-07-16 09:00:17 新京报 

孟加拉湾的近代史是关于经济整合、文化融合和移民迁徙的全球化故事。在海洋气候的季节性变化下,全球移民的身影在这里创造过东方财富(300059,股吧)的金色地带,随后又因帝国的殖民而被割裂成了不同的区域发展。如今,孟加拉湾又处于重塑整合的新历程。

作者丨(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

摘编丨严步耕

被推向内陆的神庙

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洛阳大伯公宫的设计,和我所知的其他庙宇都不同。通往大伯公宫的路两旁插着鲜黄色的旗帜,其屋顶采用混合的建筑形式,同一结构内既有中式庙宇的屋顶,也有印度教寺庙的屋顶。

在寺庙建筑内,道教、佛教、印度教的神龛和一个穆斯林圣人的圣墓(keramat)相邻而设。信徒会围绕神殿走上一圈,每个人都以自己习惯的手势参拜:印度教徒双手合十祈祷,华人手里拿着香向神坛弯腰鞠躬。有些界限被跨越了,有些还保留着。印度教神坛和圣墓紧邻,圣墓边上贴了一个小小的标志,要求当天吃过猪肉的人不要靠近。大伯公宫每个月都会吸引成千上万人前来,二十四小时都是开放的。这类宗教上的混合足以让人感到惊讶,但似乎又十分自然,尤其是在每天凌晨。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在凌晨3点来到这里,看到源源不断的人群在这个热带夜晚逐渐消退的炎热中驻足在灯火通明的寺庙前。

两片海洋和许多离散社群在洛阳大伯公宫相遇了。许多神灵住在这里:横渡了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在帝国边缘找到安身之处的神明。

新加坡的洛阳大伯公宫。该建筑融合了印度教寺庙和中国寺庙的建筑风格(苏尼尔·阿姆瑞斯摄)

这座庙宇相对较新,但它体现了更古老的人和神灵的移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群一起捕鱼的渔民偶然发现一些佛教、印度教和道教的神像,零星散落在洛阳工业区(Loyang Industrial Area)尽头与世隔绝的海滩上”,这些人“用砖头和锌板”盖了一栋小屋用于安置这些神像。不久之后,当地人在旁边建了一座穆斯林圣墓,因为他们“受到指示”,说要这么做。这座庙宇有一批追随者,刚开始就是当地工业区的工人。在一个崇尚理性、效率的城邦,神力依然有其魅力。

由于新加坡的海岸随着填海造地而移动,海边的神庙被推到了内陆。最初的建筑群在1996年的一场大火中烧毁。这时庙宇已经有很多信徒,捐款蜂拥而至,所以建了一座新的寺庙;2003年,它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大海被“遗忘”很久之后,随着新加坡的集装箱港口被推向离岸,海洋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在消退,海洋的痕迹依然让人们意识到那些塑造了他们命运的潜在力量。

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1992年的诺贝尔奖演说,唤醒了其故乡圣卢西亚印度契约移民历史的鲜活痕迹。沃尔科特邀请他的听众“想象整个亚洲缩小成这些碎片:清真寺尖塔的白色小感叹,或是甘蔗田中庙宇的石球”。面对这些像孤岛一样被困在甘蔗海洋中的“碎片”,“人们可以理解那些认为这类仪式是滑稽的,甚至堕落的人的自嘲和难堪”。沃尔科特不同意这种结论。他在甘蔗田里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历史文物,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帝国时代传播到全球,因此而获得了新生。沃尔科特说道:

我通过甘蔗田、契据、消亡军队的召唤、庙宇、嘶吼的大象等历史可见的重复误解了该事件,而我周围的情况刚好相反:对男孩们的尖叫、甜点摊位和越来越多的装扮人物的出现的欢欣和喜悦;这是一种信念的喜悦,而非失去的喜悦。

本文出处:《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尧嘉宁译,朱明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

不断消逝的传统记忆

孟加拉湾沿岸随处可见这种“信念的喜悦”,它是过去的横渡者留下的鲜活遗产。在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地方,如新加坡的洛阳大伯公宫,“亚洲的碎片”都变得鲜活起来。每一处都可让你窥见印度洋海岸的整个弧线,这些弧线上都分布着圣地,再由数以百万计的旅程连接在一起。“信念的喜悦”为新加坡、吉隆坡和槟榔屿每年举办的大宝森节游行带来生机:自横渡孟加拉湾的印度移民达到第一次高峰期以来,壮观仪式中的苦难表演一点都没有弱化。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就像150年前的殖民地政府一样,对游行中使用的音乐、击鼓、途经的城市路径加以规定,但是仪式年复一年,仍在进行。每年都有一些虔诚的华人信徒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个仪式——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仪式一直是他们的家人与印度移民共享的城市街道上一个熟悉的特征。

在孟加拉湾对岸南印度滨海城市纳格尔,仍留有旧日的朝圣之路。今天也还像几个世纪前一样,圣人沙乌哈密的圣陵会吸引当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前来。纳格尔因此也和东南亚产生了联结。在每年纪念圣人的节日期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聚集到纳格尔。来自马来西亚的朝圣者包括泰米尔和马来穆斯林、泰米尔印度教徒,甚至还有中国佛教徒。圣陵的管理者在2009年的庆典邀请函上写道:“也请让我知晓您内心的愿望,这样我就会在这个神圣的场合,衷心代表您向真主祈祷,祈求真主赐予您在人生的各条道路上取得成功。”数以千计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带着“信念的喜悦”。圣陵建筑群周围的许多标志纪念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地信徒的捐献:庭院地面用的大理石、为圣陵的户外学校遮风挡雨的顶篷。旧的地理也需要新的共鸣。19世纪,蒸汽船和印刷机为昔日的宗教网络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引发了现代主义的世俗政治运动;21世纪,则是廉价航空和电子通信让旧日的活动蓬勃发展。

失去也是这个故事的重要部分,不过这种失去通常是最近才发生的,不是失去了原来的家园,而是失去了人们经过几代人的移民和定居形成的景观。对于许多马来西亚泰米尔家庭来说,旧日的橡胶种植园被赋予了多重记忆和意义:对痛苦和克服逆境的记忆、对工作的有形记忆、对机遇及其在塑造他们生活中的作用的记忆。从一开始,这些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大量移民的历史而产生的。它们变成了神圣的景观。小树神龛、远处仿建的庙宇,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获得了精神力量。20世纪后半叶,随着印度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移民日渐减少,种植园庙宇的力量愈发来自它们的地域感,而不是唤起印度家乡的能力。当代马来西亚泰米尔社会中最具洞察力的学者认为,“泰米尔工人阶级正在构建一种马来西亚的印度人认同,虽然它模仿了巴克提朝圣传统,但与跨国文化交流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涉及移民想要回到母国的渴望”。相反,他们是为了纪念“上帝存在于各地的庙宇和神龛”。

而这种“存在”现在面临消失的威胁。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植园被卖掉,重建成工厂或郊区住房,越来越多的种植园神社和庙宇被拆除。虽然与种植园景观相关的记忆有许多痛苦,但是它们的消失却让情况变得更糟。半岛各地的印度庙宇因修建高速公路或住房被拆除,引发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泰米尔人抗议运动——2007年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HINDRAF,简称兴权会)领导的活动。因为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之间的暴力已经很少见,有些人夸大其词,认为这是针对泰米尔人的“小型族群清洗”,把泰米尔人在马来西亚的状况和他们在斯里兰卡的同胞的命运联系起来。2007年11月,超过1万人走上吉隆坡街头抗议;大规模警力以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对付抗议者。运动的领导人被拘捕,依据的正是殖民时代马来西亚恶名昭彰的“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虽然冲突的发生是因为族群和宗教上的少数派要争取权力,不过受到损失的并不只是这些人:在这个开发商主导的土地清理过程中,小型的清真寺也是受害者。对发展的贪婪渴求迅速毁灭了马来西亚的记忆遗址,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与生物多样性消失得一样快。另一些马来西亚人也感受到了马来西亚泰米尔景观的消失。最近有一批马来西亚华人艺术家用油画和水彩描绘了这个国家的印度教寺庙。李永发(Lee Weng Fatt)的画中,有怡保的华林(Falim)印度教寺庙,反映出这个建筑原本就是景观的一部分;这正是历代泰米尔移民所看到的。谭绍贤(Tham Siew Inn)画中的芙蓉市(Seremban)庙宇,用“晕开的水彩,来表现事物在记忆中已变得模糊不清”。

现代孟加拉湾与未知的命运

“遗产”的国际政治决定了跨海湾和跨南中国海的移民所形成的城市景观截然不同的命运。全球观光业的需求、学术研究和大众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普遍兴趣和持续的游说,让乔治市(槟榔屿)和马六甲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它们“证明了亚洲多元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存在,许多宗教和文化都在那里相遇并共存”。尽管这种认识存在种种局限——“为什么‘证言’中说的是这两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但它表明移民的历史在学龄孩子学习历史或大众文化传播的历史中,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历史在今天仍然受到民族国家的限制。

在2007年11月发起运动之前,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呼吁英国政府赔偿泰米尔人在马来西亚所受的痛苦。这是他们在一场强调马来西亚泰米尔人一直以来受到剥夺,处于“次等公民”地位的运动中的第一步。在信的一开头,他们讲述了共同的过去:“我们因为欺骗和暴力而离开自己的村庄,被带到马来亚,我们被迫开垦森林、种植和收获橡胶,为英国种植园主创造了数十亿英镑的收益。被英国奴役了一个世纪之后,殖民地政府撤退了……他们置我们于不受保护的境地,任由占人口多数的马来穆斯林政府摆布,他们侵犯了我们作为少数族裔印度人的权利。”这是人们记住孟加拉湾历史的一种方式,却也是唯一的一种方式。

库玛兰是缔造这个世界的人之一,而他对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记忆。他在1937年以割胶工的身份来到此地,当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别无他物。他的辛勤工作有了回报,再加上好运的眷顾;他的故事是从贫穷到富有的移民故事,这种故事通常只出现在传说中,而不是现实。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过库玛兰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结局。今天,他的5个孩子和几个孙辈在马来西亚都已经是成功的医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种植园商店周围有数英亩土地,他通过这个商店发家致富。他开着自己的路虎越野车,自豪地载着我在这些土地上转了一圈;即使已届95岁高龄,他还是会每天视察这些土地。他用自己的钱重修了种植园的寺庙,从印度请来工匠和建筑师,务求修得尽善尽美。一所新的种植园学校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十分自豪。土地是他自己的。马来西亚就是他的家。他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他的家族也在这里得以兴旺。没有任何人的移民经历是所谓“典型的”,每个人的经历都很独特。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孟加拉湾的地理,是一套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制度,以及共同的文化符号。

19世纪早期,当里加鲁汀横渡孟加拉湾时,他进入的是一个熟悉的文化世界。他旅行的世界被伊斯兰教和商业联系在一起。印度洋的贸易世界为不同种族的人——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中国人、孟加拉人、缅甸人、泰米尔人和马来人——带来交流和碰撞。在他的旅行和我们这个时代相隔的两个世纪中,有数百万人沿着同样的路径,往来于孟加拉湾。其中许多人出身卑微,通常也没读过书;他们是去工作,既没有舒适的环境,也没有时间可以像里加鲁汀那样留下游记。他们旅行的痕迹只留在他们兴建的神庙中,以及他们制作的物件里。

他们横渡孟加拉湾,跨越了自然和政治的边界。他们的旅行创造了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不是地图上的世界,而是由移动的名字和故事所塑造的世界。想象中的距离变成了相对的,用横渡的长度来测量,用一封信到达的时间来衡量,用聚集在社区或海对岸的种植园的家乡人的密度来衡量。横渡孟加拉湾意味着不同民族和语言的第一次相遇。这些相遇不只是抽象的:它们会有一个地点,一种建筑物,一种味道。和理性一样,也会决定一个人要拥有什么而放弃什么。

188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是很关键的时期:不间断的活动,永久地改变了整个沿海地区的社会和生态。在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后,紧跟着是更不和平的运动,孟加拉湾因不景气而撕裂,并因战争而遭到破坏。战争结束后,贯穿孟加拉湾的线又重新编织在一起,但是坚固程度已不复以往。虽然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在1945年之后有所减少,不过早期的移民流动速度产生了连锁效应,它们带来了永久的改变,留下了持久的回响。到20世纪后半叶,就像在陆地一样,在海上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转变。几个世纪以来,陆地和海洋的共舞形成了海岸线的景观——这里是扩张的红树林聚落,那里是海浪侵蚀海岸线的力量。人类的介入最初是一道光,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积累;在过去的50年间,它已积累到不可逆转的规模。

无论孟加拉湾沿岸的联系多么紧密,却从来不曾有一套涵盖它的区域政治机构。即使是帝国主义的脚手架也无法将孟加拉湾连在一起,在维多利亚帝国主义时代,这里通常被故意分成好几块领土,分别统治。最近出现的一些机构,如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暨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都是技术官僚型的,关注范围狭窄,涉及的事务也很有限。孟加拉湾激发了许多团结的想象和愿景(不论距离多么遥远),不过它从来不曾发展成一个具有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力量的想法。虽然许多人的生活都是由孟加拉湾周围的来往移动所塑造的,却很少有人认为这片海洋和海岸线是他们的家。这个区域拥有的是共生共存的实践伦理。哲学家凯姆·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写道:“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而不必就什么价值能让生活更好达成一致。”孟加拉湾沿海城市日常生活里的咖啡店和小吃摊、他们的公共表演和宗教互动的文化,证实了这个命题。

孟加拉湾今天面临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和进入20世纪时碰到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孟加拉湾到底属于谁?是热衷于追求能源、资源和影响力的新兴强国吗?寻求从土地(现在是从海底)榨取价值的资本力量?还是居住在这个海岸的各种不同的人呢?我们不能再忽略我们对于能源的集体渴求——对人类、对赋予海洋生命的物种和对海洋本身——所带来的代价。孟加拉湾的海平面每年都在上升,带来了不平衡但确实是灾难性的后果。环境和政治挑战的急迫性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小窗,让我们重新想象孟加拉湾:用这个机会,把社群争取文化认同的努力与承认该地区超越国界的历史联系起来;用这个机会,把对抗环境破坏的努力与为以孟加拉湾为生的人争取福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孟加拉湾周围的移民再度增加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再也不能由各国政府单独解决。人们需要新的联系感。孟加拉湾历史中的资源、故事和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种联系。

如果要重新看世界,我们需要新的地图。记者兼战略评论员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向已经习惯于用麦卡托投影法也叫等角正轴切圆柱投影法,1569年由荷兰地图学家麦卡托创立。看世界的美国观众阐述了这一点,以美国为中心,印度洋“分开在地图的两端”。他认为“就像欧洲20世纪的地图一样,在这个新世纪,可以用大印度洋构成新的地图”。从一张地图上看到整个印度洋,让世界看起来不同。卡普兰描述的地图是一张权力地图,一张亚洲世纪权力(可能)重新分配的地图。不过还有其他地图,用其他方式重新塑造了我们的想象。

艺术家萨那塔南(T. Shanaathanan)那感动人心的作品《未完成的公有土地登记》(The Incomplete Thombu),一开始就是一幅令人不安、上下颠倒的斯里兰卡地图,贾夫纳半岛位于眼睛的高度。这幅地图颠覆了官方的观点。翁达杰观察到,“这个岛屿的南部,原先是权力和各种叙事声音所在的地方,现在成了遥远的北方之外的一个地方”。这张“重新发明和调整过的地图”,“为读者和观众带来了新视角”,这是一份感人的艰苦记录,记录贾夫纳的泰米尔居民因内战而颠沛流离的情况。这只是孟加拉湾沿岸一系列颠沛流离中最新的一例。

海洋史本身就是一种制图学。孟加拉湾由无数的旅程、记忆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把孟加拉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的视野就可以超越今天各国的国界、由帝国的制图者和移民官员强加的边界,进入一个更不稳定、更不确定的世界:一个类似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随着大自然的愤怒向我们席卷而来,移民的命运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难以预测。

作者丨[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

摘编丨严步耕

编辑丨宫照华

校对丨李世辉

(责任编辑:徐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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