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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物语?丨泥洼、土桥、大瓦窑?地铁站为啥要叫这些名

2020-11-03 08:21:43 新京报 

中国第一条地铁诞生于北京,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地铁站名作为地域名称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是地铁车站的称谓,也是北京的地理文化符号,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本期的京华物语,就来聊聊北京地铁站名的掌故。

原文作者 | 户力平

摘编 | 安也

1969年10月1日,北京首条地下铁道竣工通车,1971年1月15日投入运营,从此,北京有了地铁,这也是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地下铁道。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北京的轨道交通线路可谓四通八达。截至2019年底,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已达22条

(含磁悬浮S1线和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

,总长度近700公里,线路覆盖北京市12个市辖区,日均客运量达上千万人次,地铁已成为人们出行最为快速、便捷、环保和安全的交通工具。

1994年为北京地铁提供的鼓型宽体客车

北京是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而作为标志性称谓的地名,则伴随着北京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北京的地名不但由来已久,且涵盖范围广泛,独具地方特色。地铁车站的命名可以说是北京地名文化的延续,是地铁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每一座车站的命名都是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及《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

(试行)

》的相关规定,遵从“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命名原则,并注重突出北京的地域特色。由此,命名车站很大限度地采用了许多老地名,甚至是几近消失的地名。

有些地名听起来不够文雅,甚至显得俗气,如“公主坟”“褡裢坡”“白堆子”“泥洼”“大井”“土桥”“九棵树”“稻田”“大瓦窑”等,但却是最具北京特色的地名。它们是历史,也是文化,既通俗,又易记,是老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历史符号。

可以说以老地名命名地铁站名,是北京地铁站名的一大特色,也是“记住乡愁”的一种形式,而“乡愁”是铭记历史的精神坐标。北京的许多地名已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尽管许多景观与风物几近消失,但人们对它们依旧眷恋,那挥之不去的乡愁镌刻在记忆之中。如今,北京的许多地名以“地铁站名”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既是留住了“根”,也是北京文化(000802,股吧)的传承。

《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不是地方志,而是一本以北京人的眼光介绍北京地铁站名的读物,只求简要,不求周全。对每个站名的介绍只是将其渊源“广而告之”,使人们乘坐地铁时,对车站名称有所了解,为乘行添几分情趣。

本文选自《北京地铁站名掌故》,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北京地铁站名掌故》,户力平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公主坟

公主坟站位于海淀区南部,复兴路与西三环中路交会处,可与10号线换乘。

公主坟到底埋葬的是哪位公主,众说纷纭。一说是顺治的干女儿,另说是乾隆的义女,还有的说是奇女孔四贞,等等。其实早在1965年修地铁时,文物部门就对这座公主坟进行了考古挖掘,将公主坟内埋葬的公主身份谜底彻底揭开。这座公主坟所葬的是清朝嘉庆皇帝两位下嫁蒙古王爷的公主。

两座墓中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为嘉庆皇帝的第三个女儿,生于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

十二月,于嘉庆六年

(1801年)

十一月下嫁给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嘉庆十六年

(1811年)

三月病故,卒年31岁。西边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为嘉庆皇帝的第四个女儿,生于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

,于嘉庆七年

(1802年)

下嫁给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

(1811年)

五月故去,年仅28岁。按照清朝的祖制,公主下嫁死后是不能葬入皇陵的,也不能葬入婆家的墓地,须另建坟茔。因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是同年而故,所以就葬在了同一个地方。日子久了,原本没地名的地方就有了名,民间称这地方为“公主坟儿”。

2017年第4期《海淀史志》载:20世纪60年代初,公主坟地区还是荒郊野外,但公主坟整体风貌是很规整的,红墙绿瓦,古木参天。陵园大门南向,陵园的东、西各有一条约10米宽的马路,陵园南北两侧有几米宽的车行土路。陵园里有东西两座宝顶,东侧墓穴里葬着嘉庆皇帝的三公主,西侧墓穴里葬着四公主。宝顶是红色的圆壁形,外面有红墙围着,两座坟墓都有坐北朝南的享殿。

1939年国民党殷汝耕的部队盗挖墓葬。日伪时期建设“新北京”时,在北京西侧城墙上开辟长安门

(今复兴门)

,修建西长安街延长线时拟从公主坟穿过,经多方疏通,道路绕行至今天的城乡贸易中心门前通过,但陵园的部分林木还是受到损坏。1965年北京修建第一条地铁时,两座公主墓正好在规划线上,施工中被拆毁。因该站建于“文革”期间,故取“破四旧立四新”之意称“立新站”,后更名为“公主坟站”。1994年修西三环路新兴桥,仅存的陵园风貌被破坏,如今的公主坟已难寻其踪,唯古树尚存。

北京地铁线路示意图

褡裢坡

褡裢坡站位于朝阳区中东部,朝阳北路与定福庄路交会处。

《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载:褡裢坡村“东与黄渠村交界,西与东白家楼为邻,南靠定福庄北里,北与石各庄接壤。原为蒋氏坟地,成村后因聚落居高坡之上,形似褡裢,故名”。何为“褡裢”?即老年间人们使用的一种布口袋,中间开口,两端装东西,出行时搭在肩上,存放些小物件儿,俗称“褡裢袋子”,土名又称“钱叉子”,山西、河北等地多有此称谓。

历史上的褡裢坡,村形为中间高,两边洼,为防水患,民居多建在高坡上,由此聚落故称“褡裢坡”。之所以用“褡裢”命名,图的是个吉利。据传褡裢坡村最早落户的村民为明代山西移民,山西人以“褡裢”为名,即希望财源滚滚,日子红红火火。

由于褡裢坡村为中间地势高,东西地势低,村民在中间高坡种植谷子、玉米旱地作物,低洼地以种植高粱、水稻为主。据传这里最初种植的水稻其稻种来自玉泉山下,名为“紫金箍”。每到金秋时节,京城一些大户人家便到此购买当年的稻米,借以品味皇家御稻的味道。

20世纪90年代初,此地尚有水稻种植,村属朝阳区三间房乡,而今褡裢坡的地形地貌已发生根本变化,难寻“褡裢”之形,村落与稻田均已消失。

泥洼

泥洼站位于丰台区东北部,丰管路与前泥洼路交会处。

该站因南临前泥洼村,初设地铁站时称“前泥洼站”,后车站位置略有调整,大致处于前泥洼村与后泥洼村之间,故称“泥洼站”。公示地铁站名时曾有人提出“泥洼”之名太土气,没有时代特色,建议另行命名,但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普遍认为“泥洼”是最具北京特色的地名,反映出这一地区的历史风貌与变迁,且通俗又易记,以此为站名最适宜。

《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前泥洼原名泥洼,清代成村。为永定河冲积扇淤积而成,地势低洼,有雨积水时道路泥泞难走,因此取“泥洼”为村名。住户日渐增多,遂向北延伸建房,形成前、后两村落,南侧称“前泥洼”,北侧称“后泥洼”。前泥洼村呈南北向长方形,后泥洼村呈不规则正方形。旧时村民居住较为分散,汛期多雨时,村中多为泥塘,难辨道路,村民往来很是不便,故有“一日大暴雨,三日难出门”之说。

20世纪90年代此地属卢沟桥乡,仍有蔬菜种植。此后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而今村落及菜田已消失,建成居民区,并北起丰台北路、南至丰管路修建了一条道路,因南北串联前、后泥洼村域旧址而称“泥洼路”,其东侧建有“泥洼路小区”。

土桥

土桥站位于通州区中部偏西北,九棵树东路南段。

据《通州文物志》记载:土桥正名“广利桥”,建于元代,位于土桥村的通惠河故道上,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张家湾入大都城的重要桥梁。

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开挖的通惠河,是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但当通惠河水量不足之时,南方漕米和北方贡物便在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张家湾下船,再陆运至北京和通州。为了便于车马通行,就在通惠河咽喉之地,修建了一座木桥,因临近广利闸,初名“广利桥”。该桥桥面为灰土填垫夯实,因日夜车马人流不停,桥面旱时为土,雨时为泥,俗称“土桥”。

土桥因紧邻张家湾码头,桥上山南海北的人络绎不绝,让土桥名传四方。后来,此处建村即以“土桥”为村名。嘉庆十三年

(1808年)

,洪水泛滥令运河彻底改道,之后张家湾码头也废弃了,土桥和入京大道渐被遗忘。

1981年文物普查时,广利桥还是一座单孔平面石桥,南北向,两侧是等长等厚不等高的素面护栏板各三块,戗以如意形抱鼓石。而桥面石、撞券石、金刚墙与雁翅都是花岗岩石块砌成,桥长11米,宽6米,雁翅长10米。桥东北向雁翅壁上嵌石刻一块,上面记录着乾隆年间重修此桥的经过。如今古石桥尚有遗迹可寻,仍被称为“土桥”。

1967年修建北京地铁

九棵树

九棵树站位于通州城区南部,北苑南路与通马路交会处东侧。

关于这一地名的由来,有两种“版本”。

一是说九棵树在清代时形成村落,最初只有赵、张、金、苗四姓。因该村位于进出通州城的大道旁,从村口至旧城南门的路边植有九十九棵杨树

(另说槐树)

,所以被称为“九十九棵树村”,后来人们觉得“九十九棵树村”叫着拗口,就简称为“九棵树”。

二是说早年间九棵树附近曾有九棵高大的杨树

(另说槐树)

,形成村落后以树称地名为“九棵树”。相传,最初的九棵树一带只有五六户人家,是距通州城只有二里地的一个无名小村。因村前有九棵高大的杨树,树下有一口水井。有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来到通州城,路过此地时,正值晌午,烈日炎炎,于是在茂盛的杨树下乘凉。这时他又饥又渴,随从一见,连忙从树下的水井中打上水来。乾隆喝完后,顿感凉爽,便即兴赐此井为“琼池”,并将为他遮阳的九棵杨树封为“九臣树”。但人们觉得这个名字过于文雅,便直接称“九棵树”,村名也因此而得。

这两种说法,前者1992年出版的《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略有记载,后者系民间传说。该村东近北杨洼,西邻东总屯,北临葛布店,村域呈矩形,今属梨园镇。

稻田

稻田站位于房山东北部,独义三路与长韩路交会处西侧。

《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载:稻田“明代以前成村,因地处永定河畔,村南为洼地,地势低平,灌溉方便,种稻的历史悠久,因以得名”。

据传,明朝初年,有一位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汪姓将领,深谋远虑,预见朱元璋登基后必屠戮功臣,遂主动在明朝开国后辞官北上,隐居于大都城。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守北京后,这位大臣顿感不安,因为朱棣是个生性多疑的人,果不其然,多年后一场“靖难之役”,朱棣打败了侄子建文帝,夺权成功,即皇帝位,多年后迁都北京。汪姓老臣不愿在北京久留,拿出全部积蓄在永定河西岸置地五十亩,并修建了一个宅院,以作安身之处。此地西邻永定河

(故道)

,水源丰沛,这位老臣自幼生活在江南,熟谙水稻栽植,故将置办的土地辟为稻田。

永乐年间,此地形成稻田、独义、高佃多个聚落,其中稻田村最大,因附近多为稻田而得名,村民除了种植水稻外,还种植多种作物。随着这一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其西北部形成多个小村落,分别称稻田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和五村。邻近的高佃村,因地处丘陵边缘的浅丘地带,地势起伏不平,比周边的村子都要高而得名“高店”,后演变成“高佃”。1939年永定河决口,洪水泛滥,许多农田被毁,直到20世纪90年代,此地仍有面积较大的稻田。今属长阳镇辖域。

1983年,北京地铁内空荡荡的车厢

大瓦窑

大瓦窑站位于丰台区中西部,大瓦窑中路与卢沟桥南路交会处东侧,南邻京港澳高速路。

《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据说修建北京城时,在此烧窑,故名大瓦窑村。”《丰台地名探源》称:《宛署杂记》记载,阜成门外八里庄以南一带有“瓦窑头”,《光绪顺天府志》称,宛平县治以西“三十六里瓦窑村,水屯、鲁古村,张仪村,三十七里北瓦窑……以上村在永定河东”。这里的“瓦窑头”“瓦窑村”,就是今天位于卢沟桥乡西北5公里的“小瓦窑”,其成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代。“小瓦窑”西南3.5公里有“大瓦窑”,同属卢沟桥乡,其以“大”“小”相区别始于民国年间。

据传,大瓦窑烧窑的工匠最初是从山东临清招募的,烧窑技术高超。明嘉靖之后窑场关闭,清末因西邻永定河三里许,遂成为永定河畔较大的村落。村域呈不规则方形,由乡间土路分割为三块聚落点。民国时期属河北省宛平县辖域,后划归北京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属卢沟桥人民公社,1987年改属卢沟桥乡。村民除种植蔬菜外,还种植苹果、梨、葡萄等果木。

1992年的“大瓦窑环岛”

1986年修建的京石高速路

(今G4,即京港澳高速)

,由村域穿过,并修建了一座高架立交桥,称“大瓦窑桥”,为去往京城西南部宛平、长辛店、房山及河北、山西的必经之地。同时修建了一座环岛,以疏导车辆,称“大瓦窑环岛”。如今村落及农田已消失,建成多个住宅区,设有大瓦窑社区。

花梨坎

后沙峪站位于顺义区西南部,东北紧邻枯柳树环岛,京沈路

(京顺路)

与安富街交会处北侧。

《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载:该村“因地凹多沙,取名沙峪。元已成村,称沙峪社。明析为二村,以前、后相别,始有今称。民国时期属昌

(平)

(义)

九区管辖。1949年划归顺义县第一区。1958年属天竺公社,1960年划归朝阳区,后几经调整,今属顺义区后沙峪镇”。

有史料记载:顺义南部,通州北部,是温榆河和潮白河汇流的地方,历史上多次出现水患,大量泥沙积于两岸,形成多处岗丘,俗称沙峪。后沙峪地处温榆河东部,早年间多沙丘,形成聚落称“沙子峪”“沙峪”。

汉代此地为安乐县旧址,元代成村,初称信德乡,明代改称“沙峪社”。后该村一分为二,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因南为前,北为后,故称“前沙峪”和“后沙峪”。后沙峪聚落较大,地势东北部稍高,往南地势渐低,村域呈长方形,东西走向,主街一条长1里许。村域曾有耕地两千余亩。多年前该村已拆迁,如今村落与农田均已消失。

村北有清朝裕谦墓。裕谦又名裕泰,博尔济吉特氏,察哈尔蒙古镶黄旗

(今锡盟镶黄旗)

人,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的后代,历任江苏巡抚等职。在鸦片战争中,裕谦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与林则徐志同道合,成为主战派代表人物。1841年2月英军进攻镇海,裕谦跳入泮池,以身殉国。道光帝为旌其忠烈,特拨银为其320修建墓地。裕谦墓原有享殿、石碑、石柱、望天吼、石羊等建筑,今已无存。

本文选自《北京地铁站名掌故》,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作者 | 户力平

摘编 | 安也

编辑 | 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 | 危卓

(责任编辑:徐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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