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榜·展望2020⑥丨冯煦明：2020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环境极为复杂，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谨慎面对

    猪肉涨价是多数普通人对今年经济的最直观感受之一，能否吃得起水果和猪肉成为全民性话题；但与此同时，也有观点提出“去掉猪肉，全是通缩”。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中央强调不讲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但前期房价上涨开始向房租快速传导，房租似乎正在成为一线城市新流入年青人难以承受之重。经济下行压力犹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政策又应作出怎样的调整。2019年接近尾声，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展望2020年，我们又该抱着怎样的期待呢？

    为了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和讯房产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冯煦明进行了深度交流。他曾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中国金融40人论坛青年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货币财税政策分析，并著有《经济学的尺度：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宏观现象与微观基础》、《石油之眼：洞察中国与世界经济新格局》等书籍。

热像解读一：如何看待物价上涨？

    从水果到猪肉，从共享单车到日常饮食，很多人都感觉今年物价明显上涨。数据显示，9月CPI涨幅“触3”之后，10月CPI涨幅亦高达3.8%。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变化呢？

    “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物价环境较为复杂，对此，很多人认识不足。” 冯煦明表示，扣除猪肉价格异常波动之后的核心CPI处于较低水平，PPI是负增长，GDP平减指数也处于较低水平，但同时，普通老百姓感知到的一般生活物价成本的上升压力仍然不容小觑，集中体现在房租价格、医疗、教育、生活服务业等领域。

    在冯煦明看来，在当前复杂特殊的物价环境下，应当高度重视包括CPI、核心CPI、PPI、房价、工资、利率等在内的“广义价格体系”的变动情况，综合考虑多种指标。如果只简单通过CPI单个指标的走势来判断通胀环境，容易引发误判。

    根据对其他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研究，冯煦明发现很多国家在经济增速换挡的阶段都会经历一段较为特殊的物价期，这种特殊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结构性通胀——有涨有跌，多呈现服务品行业价格较快上涨、工业品领域上涨较慢甚至下跌。

    二是被动上涨——即由劳动力成本和住房等资产价格倒逼的被动通胀，导致居民一般生活成本上升速度可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

    三是感知分化——不同收入群体对物价的感知明显分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等等，由于收入篮子和消费篮子的差异，对通货膨胀的感知和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

    总体上，冯煦明认为，当前我国可能正处于一段复杂、特殊的“通胀爬升期”，应避免简单通过CPI这个单一指标来判断整体物价形势，尤其是在当前城乡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一般生活物价成本的抬升更为敏感，对通胀的认识和治理应尤为谨慎。

    热像解读二：房价上涨向房租价格传导，该如何应对？

    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剌激经济的手段。对于该政策，冯煦明认为，这是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基本原则的重申和强调。

    在冯煦明看来，应当从以下两方面看待“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剌激经济的手段”政策：

    一方面，要避免出现社会资金过度涌向房地产的不理性局面，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制造业企业房地产化。同时，房企的资金链条和融资成本问题是当前金融系统中较为薄弱的领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潜在风险点，政策应当有堵有疏。

    另一方面，房地产始终是国民经济中比重高、牵扯面广的一个重要行业和基础型行业，要回归本质属性，引导其规范健康发展，加快建立长效机制。客观上，我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仍然存在若干短板，需要巩固加强，包括大中小城市之间住房资源空间布局的优化，以及城市内部住宅用地和工商业用地的空间优化，住房租赁市场的灵活度、稳定度、可靠性都还有待提高，物业服务的品质整体上也还有较大空间。

    以住房租赁市场为例，近年来我国一线城市租房市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前期房价上涨在向房租价格传导，冯煦明认为，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强化住房租赁市场建设。他建议从如下四个方面主动应对，积极防范：

    第一，多管齐下增加供给，优化供给结构，从根本上化解一线城市租房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是加大公租房建设力度。对于为应届大学毕业生或者新进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考虑在其参加工作的头3-5年提供政策性低价公租房，期满之后租金恢复至市场价。二是采用税收减免、利息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建公寓，供员工租赁居住。三是优化供给结构，重点在就业密集区域周边配套建设或改造小面积、高容积率的长租公寓，推动职住平衡，提高居住幸福度。四是优化交通布局，在远郊居住区和市内就业密集区之间规划建设公交快线、地铁专线，降低通勤时间成本。

    第二，培育专业化、品牌化的机构出租人，促进租房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目前租房市场最大的短板在于房源分散于散户房东和二房东手中，缺乏品牌化、专业化的供给主体，租房市场不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租房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承租人的便利度和居住稳定度，并导致租赁双方的权益均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未来，要着力培育机构出租人，推动有条件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房地产企业、物业管理机构转型为长租公寓提供商，以专业化、品牌化的服务促进住房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第三，制定出台“住房租赁法”，保障租客权益，防止头部公司滥用市场势力。一方面，租客在租房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建议着手研究、加快制定出台“住房租赁法”，运用法律手段切实保障承租人权益。另一方面，要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监管与执法，防止头部公司不正当竞争、滥用市场势力、囤积居奇推高房租价格。

    第四，在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确立平均房租价格上涨速度不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大原则，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慎用行政管制工具。各个城市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实际情况，以“平均房租价格上涨速度不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将市场化房租平均值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考核目标。在具体操作中，应主要依靠增加供给、调节租赁住宅用地价格等市场化手段；慎用行政管治工具直接限制租金变动幅度。历史上，美国、日本、德国都曾采取过价格管制手段限制租金过快上涨，但如果不从供给侧根本解决短缺问题，价格管制反而会进一步导致供给减少、租金上升，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对此，应当引以为鉴。

    点评2019：政策保持了定力和灵活性，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形势，国内政策保持了高度的定力和灵活性。”这是冯煦明对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在他看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对中国展开了严峻的高压攻势，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压攻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舆论环境，中央在经济政策应对上保持着高度的定力和灵活性，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进程，不仅没有被美国贸易摩擦打断，反而有所加快，比如金融领域的扩大开放、减税降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科创板等改革举措，坚持房住不炒，治理金融乱象，这些都在有条不紊推进。

    “中美之间出现摩擦和关系重塑是预料之内的事，在中国经济成长壮大、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早晚要过这一关。”

    回顾2019年，冯煦明认为，在外部环境极为复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总体平稳的运行态势，体现出了较强的韧性，顶住了压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符合预期，一方面，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基本符合年初的预期：经济增速维持在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提前完成预定目标，除了猪肉价格的短期冲击外物价环境基本温和，金融流动性环境总体稳定，国际收支正常甚至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也是符合预期的——冯煦明对十三五规划中列出的4大类25项预期指标进行对标发现，除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等个别指标之外，其他有的已经提前完成预期目标，有的按照当前进度能够在2020年之前顺利完成预期目标。

    展望2020：新旧动能转换期，新旧领域都存在机会

    展望2020年，冯煦明认为中国经济将仍然面临一定程度的下行压力，其背后本质是“新旧动能转换”，即大部分传统行业发展已经饱和，处于优胜劣汰、洗牌调整的阶段；而新动能尚不足够壮大和稳固。

    据冯煦明团队测算，2020年，在基建增速有所巩固的情况下，中国实际GDP增速仍有较大的可能处于6%以上，同时，明年二季度之后，猪肉对物价的短期冲击将逐步消退。2020年实体经济领域的主线将是“传统行业的产能更新”和“新兴行业的动能挖掘”。 冯煦明认为，传统行业仍然有机会，具体表现为如下四点：

    1. 高污染行业的产能绿化；

    2. 传统行业的线上线下融合；

    3. 生活服务业、教育、医疗等传统行业的产能扩张等；

    4.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兼并重组、剩者为王的格局将在一些行业出现，冯煦明提醒，对于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企业，一方面，要认识到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避免不必要的大规模政策干预；另一方面，必要的制度建设和政策配合要跟上，一是破产清算相关的制度安排；二是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置业再教育和社会托底政策。

    对于新兴领域的机会，冯煦明认为主要在5G、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市场开拓主要是企业的事，但相关的制度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主动作为。

    “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 冯煦明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作为保障和依托，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差距，14亿国民众实现中产的比例还不到三成。从防风险的角度而言，最好的防风险手段就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只要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高杠杆等风险就容易在动态中化解。

    建言献“策”：疏通金融毛细血管，将基建融资与一般商业融资和政府债务分离

    经济发展离不开准确的政策支持，对此，冯煦明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的逆周期调节要并重，两者各有侧重，并不矛盾。

    从政策端，冯煦明提供了如下两个建议：

    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冯煦明建议适度下调广谱利率水平。他表示，我国的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偏高，这里说的“偏高”，既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的偏高，也是与中国经济自身的纵向历史比较，以及与理论上研究中得出的合理水平相比偏高。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在主要经济体中是宏观储蓄率最高的，宏观储蓄率达到45%以上，远高于美国、欧洲、日本的水平。但我国不论是国债利率，还是一般工商业企业的平均融资成本，都高于美欧日。

    从国内自身来看，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宏观资本回报率以及多数传统行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均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基础利率和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尽管有所下行，但幅度相比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言可谓微乎其微，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此外，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注意根据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强化金融体系能力建设，理性看待合理的影子银行业务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疏通金融“毛细血管”，引导其规范健康发展，避免一刀切。

    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冯煦明认为，过去两年的减税降费力度很大，也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明年及接下来一段时期，在已有的减税降费的基础上，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会向支出端调整：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补短板，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5G、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等。

    二是民生领域的补短板，尤其是在幼儿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

    针对减税之后，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明显增大的情况，冯煦明认为，应该深化财税领域的改革，同时，还要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国仍然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需求，在财政压力增大、财政赤字难以大幅突破的情况下，如何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成为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

    对此，冯煦明建议，应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的特点，建立专门机制，将基础设施融资从一般性的商业融资体系中剥离出去，并与一般公共预算债务相区别，具体而言，可试点设立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基础设施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