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面对香港不断上涨的房价,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董建华曾提出“八万五”计划。
核心内容是,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轮侯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
这个逻辑是:有了供应,房价才可以降下来。因为当时香港楼价的确太高,影响了香港的竞争力,又令市民难以置业,民众怨声载道,要政府给予压抑楼价。
但是,这份董建华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发表后两个星期,香港就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楼价跌得很快,当时政府担心会影响整个金融体制稳定,于是到1998年决定停止卖地9个月,目的是稳定楼价。
由此,当初用以压抑楼市过热的“八万五”建屋目标“夭折”。2000年6月董建华也正式对外表示,目标已经不再存在。
这一晃,20余年过去了。香港居住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深层矛盾,甚至影响了社会稳定。现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其发表的任期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强调,住房问题是香港社会目前最严峻的民生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面对如今现状,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发出感慨:要是有水晶球就好了,当年就应该坚持“八万五”计划。
在土地制度上,如果将视线转向内地,会发现,内地土拍制度就是学习的香港模式。“地价是整个房地产的核心,高地价才让地产行业一度陷入囚徒困境。”厚土机构创始人林少洲说道。
在林少洲看来,土地是最典型的价格信号,地价一高,周边的房价就高涨,尤其是每拍一个地王出来,旁边的房价就蹭蹭蹭涨。
“为什么中国的房价居高不下,地价一直在涨,房价又怎么会降呢?”林少洲认为,中国房价畸高,不是由购买力决定的,因为目前购买力还没达到,是由生产资料土地价格在支撑。
而此现状就会引发系列问题:
深圳、上海排队抢豪宅,手里已经有好几套房的,还在买,楼市变成了富豪的游戏;
知名大企业都开始参与围标事件,说明还是地价太贵,他们不在北上广深一线拿地做项目,营业额、市占率、规模就上不去,在这些地方拿地价格又太高,只好围标降低成本喽;
为什么一些企业开始搬离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因为房价太高了,与企业收入不相匹配;
由于形成的房地产路径依赖,搞点创新、搞点实业,就很难,因为全都去搞地产金融去了,香港富豪都是搞房地产的,但他们其他产业就是发展不起来,如此下去,对城市持续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经济后劲儿也没了。
在林少洲看来,如今,想买地、买房的人,手里没点钱的根本进不了场,所以政策保护的是早期囤到地和买到房的既得利益者,保护的是已经进场的人,新生力量、年轻人以及未来想进场的人越来越难!
“银行对房企贷款白名单也是学的香港模式,原来银行对企业门槛是百强,现在变成了30强,所有政策都给了头部企业,头部企业也在借此拼命扩张,但是头部企业的房子质量、品质和服务就一定好吗?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就一定不好吗?”
对于如何平抑房价的问题,林少洲表示,控制住土地供给总量,就能平抑住房价。加大城市土地供应,城市房价也就下来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供地不均衡,三四线城市供地太多,甚至造成资源浪费,而人口聚集的核心城市土地供应缩减,导致地价、房价上涨。”林少洲建议,应该尽快形成多主体供应的住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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